近100多年来,中国缺席第一次国际传播浪潮,初步介入第二次,全面融入第三次国际传播浪潮。19世纪基于报纸、通讯社和海底电缆等信息传播基础设施,英国和法国开启了服务于殖民控制的国际传播第一次浪潮;20世纪基于广播、电视等信息传播基础设施革命,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围绕全球舆论控制开启国际传播第二次浪潮;21世纪以来,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创新,美国开始重组全球传播生态,俄罗斯、法国、印度以及中国都在国际传播第三次浪潮中觉醒。到2016年年底CGTN成立为止,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方完成了国际传播组织机构的布局。近30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作苏联解体后头号国际传播对象。从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美国立即解雇了操俄语的100多名雇员,转而雇用100多位使用普通话的雇员,足见美国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立即将工作重心转向中国的,而非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2008年)后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才开始针对中国。近20年来,美国重组国际传播机构,重构全球传播格局,积极整章建制。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于2003年成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由总统统筹十几家部委机构开始全球反恐宣传。2005年发布了美国历史上首个“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五年规划”。2008年奥巴马上台仅4个月,就建立了“战略传播机构间政策委员会”,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机构来全面领导全球传播和重塑美国形象。2010年和2012年相继发布了“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五年规划”和30年规划,初步完成全球传播战略布局。近十年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完善了国际传播攻防体系的法律依据。2016年年底,欧盟和美国相继发布反宣传法案,10月26日,欧盟发布《反宣传法案》,时隔一个月的11月26日,美国颁布《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为其在全球排挤新兴大国外部传播力量提供了国内法律支撑,同时也代表着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性。近8年来,从特朗普执政到当今拜登政府,美国开动传播机制全面抹黑中国,中美国际传播博弈首次登上前台。根据美国皮尤公司的调查,2014年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所上升。2016年年底,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47%,可见我国近十年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初步成效。但是,自2017年1月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一路下滑,到2021年年底甚至跌至22%、创下历史新低,到2022年拜登政府期间跌至21%。这些调查结果策应着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同时,也体现了中美国际传播领域深层次的较量,检验了中国国际传播布局,也引发更多的重塑和重构思考。上述的传播实践挑战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历史和现实逻辑衔接告诉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看到近8年来中美在国际传播领域的肢体冲突,不要被贸易争端的单向度遮蔽,不要被贸易领域一城一池的得失误导,背后是深厚、复杂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博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无产阶级革命推广到全球的政治制度传播,到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经验分享、90年代的讲好中国故事,再到今天如何将中国故事置放到中国历史中、将中国故事编织进入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中,讲好中国文明故事、文化故事,本质上是讲好中国制度选择对世界人民的意义和价值。历经一个甲子,国际政治传播的责任和方向又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同时,还要深刻理解全球传播生态的发展脉络。既要看到5年来美及其盟友反宣传法实施的短期性做法,又要明白自“9·11”事件以来20多年的全球传播布局的结构性改变,更要看到所有这些“做法”背后的真实目的,也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针对中国等新兴大国在全球传播领域的布局。这样的研究过程可以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到2021年,美国针对中国的传播布局已经谋划了30年,绝非特朗普上台以后才开始,拜登政府顺延了这个战略,这个视野对于宏观研判进而作出战略调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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